名人故事：陶行知的轶事-k8凯发推荐

人物斗争

针对蒋介石以“剿匪”之名进攻苏区，陶行知在《申报》连发时评称：“今日举国之匪，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”。蒋介石大发雷霆，下令“申报禁止邮递”

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时，也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政治运动。1930年春，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，举行游行示威。时值蒋冯大战，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，蒋介石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，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，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。后通缉解除，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，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。在沪期间，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《申报》的顾问，曾化名“不除庭草斋夫”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。当时，蒋介石以“剿共”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，陶行知连续发表了《剿匪与造匪》等三篇时评，语惊天下地指出：“今日举国之匪，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”。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，蒋介石大发雷霆，批示：“申报禁止邮递”。为申报馆的生存计，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，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，蒋介石方解除禁令。

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治，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。一二·九运动爆发后，他与宋庆龄、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。1936年7月，他担任了救国会的“国民外交使节”出访欧亚非26国，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。途经香港时，他与沈钧儒、章乃器等联合发表《团结御侮宣言》，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。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，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。出访期间，国内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，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。沈钧儒后来说：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，一定和我们在一起，“七君子之狱”就变成“八君子之狱”了。

李公朴、闻一多遭暗杀后，听说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对象，他马上表示“我等着第三枪”，并给育才师生致信：“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”

在争取民主并为群众争取教育权利的长期奋斗中，陶行知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，在思想日益一致的基础上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出访欧洲期间，陶行知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，并赋诗曰：“光明照万世，宏论醒在下”。他在重庆主办育才学校时，又邀请邓颖超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

抗战胜利后，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，与共产党密切合作，积极投入反内战、反独裁、争民主的斗争，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。1946年4月，陶行知来到上海，三个月后传来李公朴、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。陶行知闻讯异常激愤，到处演讲谴责。当社会上传说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，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，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。陶行知当即毅然表示：“我等着第三枪！”他还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，发出“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”的铮铮誓言。

四糖故事

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：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，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，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。放学后，陶行知来到校长室，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。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，说：“这是奖给你的，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，而我却迟到了。”男生接过糖果。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，说：“这是奖励你的，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，你立即住手了，这说明你很尊重我，我应该奖你。”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。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，说：“我调查过了，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，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；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，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，应该奖励你啊！”男生感动极了，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：“陶校长，我错了，我砸的不是坏人，而是同学……”陶行知满意地笑了，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，说：“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，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，我没有多的糖果了，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。”

最后演讲

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，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。1946年4月，陶行知风尘赴赴来到上海，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，一方面为反独裁、争民主，反内战、争和平奔走呐喊，他在三个多月内演讲一百多次，并积极筹组“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”。

1946年4月21日，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《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》，24日，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。在大任小学、圣约翰大学、大同中学、沪江大学…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。6月23日，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，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。陶行知大声呼吁：“八天的和平太短了，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！假装的民主太丑了，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！”6月25日，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，要求美军立即撤退。6月29日，陶行知与郭沫若、沈钧儒等发起《致美国人民书》。7月，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、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，陶行知亦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。陶行知一面作好了“我等着第三枪”的牺牲准备，一面继续坚持斗争，视死如归，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。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“再接再厉，前仆后继，屡败屡战，以底于成。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，健康过损，受李、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，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。

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，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。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，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 。不过，听说蒋介石得知这一眼中钉除去曾窃喜不已。去世当日下午，周恩来便向延安发电评价：“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，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”。“假使陶先生临终时能说话，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。”8月11日，陶行知的灵柩由全国五十三个人民团体公葬于南京晓庄劳山之麓。 陶行知去世次日上午，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。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：“中国人民教育旗手，民主运动巨星”。1946年8月11日，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，毛泽东送的挽词是：“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”。